汶川重建之难拷问公共决策机制（梁丁）

发生地震已两月有余，关于汶川县城是否异地重建的问题，依然未有定论。地址尚未选好，则所谓重建皆是空谈，于是乎，数万灾民只能呆在闷热的帐篷里，继续煎熬下去。

两派专家争论重建选址，一方认为汶川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应该择地重建；一方则认为人定胜天，异地重建是逃跑行为。专家辩论本是好事，然而，辩论中反对异地重建的张信宝所体现的傲慢，随意，盛气凌人，乃至缺乏审慎的科学精神。却引起了汶川一些居民的愤慨，甚至表示，要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过过他们的日子！网民则更是直呼其为“张闹闹”。

居民，网友即使再讨厌张信宝，也得承认，张信宝并不能在重建决策中起到多大的作用。而由此生出的问题，却是相当的尖锐，即一个并不具备多大决策作用的专家，却成了汶川县城重建决策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人物，这无疑是对重建决策机制的一个讽刺。

藉由《新闻调查》，公众得以了解汶川重建的一部分信息，知晓了，汶川县当局是并不具有此项决策权力的，当然，汶川居民也并不具备此项权力的。所以，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公众尚且不清晰，重建的决策主体究竟是谁。四川省政府?建设部？还是其它？据我查阅再各大门户网站，汶川大地震专题的新闻，从头至尾，我都无从得知，究竟是谁在为汶川重建做决策。

专家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是，当地居民藉由自身的生活经验，震后的自我感受，而且做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必须充分享有其做为决策主体的权利，即使在当前重建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下，其应当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并在决策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最大限度的影响决策过程。而当前的情况正表明，除了在帐篷里苦苦等待，除了对张信宝表示愤慨之外，他们并无合适的渠道来参与重建的公共决策。

汶川大地震，损失之惨重，谓之国殇，举世震惊。因此，做为地震命名地，也是受灾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汶川，受到了尤其多的聚焦。救险告一段落，开始重建工作后，以往政府大包干形式的决策机制，受到了挑战。一方面，乃是因为汶川大地震的巨大影响，重建工作一旦稍有差池，就会受到民意与舆论的奋力声讨。正可谓，这种异常强大的道德追责力量，使得汶川县城的重建，比一般的公共决策，多了一副保险锁；而另一方面，乃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种公开、透明，且公众充分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并缺乏相应的决策追责机制。前者致使决策能力低下，后者导致决策不负责任。而之于汶川县城重建，一方面决策模式并未有根本的改观，决策能力并未提升，另一方面，却存在一种天然的非常强大的道德追责力。于是，决策的缓慢也就成了应然。

汶川是否适合人类居住？是否可以再异地划分一块土地，进行重建？或者能否以移民方式，分散汶川居民等？其涉及到灾民生计，地质科学，地区协调，社会融合，政治稳定等各方面的问题，显然，仅仅靠政府一家之力，依然闷头做决策，是难以在有效的时间内产生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的。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决策机制，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证充分的公众参与；并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追责机制，是应有之义。

我的提议是，但凡涉及到此种重大的公共决策，唯一合适的组织者就是人大，由其成立一个专门的决策委员会，由相关利益者（居民），政府部门官员，专家，以及公众代表按照一定的人数比例组成，进行充分的分析，探讨，辩论，且决策过程信息即使更新，以此形成一套（如若形成共识）或者几套（辩论不下）决策草案，然后交由人大决议通过。如此，则方可能让公共决策机制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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