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中国有哪些富庶的地方，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出很多：东部有苏州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部有湖南湖北，“湖广熟，天下足”；西南首推四川，“天府之国”；东北号称“沃野千里，林茂粮丰”；西北荒漠，也有“八百里秦川”和“塞上江南”；南部当数广东，“少不入川，老不入广”。

但是，你听说过“天堂中央”吗？它指的是浙江的一座城市——湖州。

如果你没听说过，并不奇怪，因为湖州自古以来就是不善张扬的城市，“天堂中央”的称誉，在本地也没有流传开来。

但是笔者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无论地理位置还是富裕程度，湖州都无愧于“天堂中央”美誉。

从地理位置看，湖州位于浙北杭嘉湖平原，北滨太湖，与苏州无锡隔湖相望，南接杭州，相距苏杭各90公里，正好居于“天堂中央”。

从财富角度说，湖州更不愧于“天堂中央”的称誉，它不仅是宋代以前“苏湖熟，天下足”的地方，也是接踵而来“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的地方，更是中国近现代最富裕的地方。富到什么程度？笔者可以告诉你四个字：富可敌国。关于这个评价，可以拿出许多证据，笔者在此略举几个南浔小镇的史实，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南浔过去是个镇，现在只是湖州的一个区，但在古代，就以富庶闻名天下。按湖州籍著名作家徐迟的评价，南浔是中国罕见的一个富镇。特别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更是闻名世界的首富之地。那个时代，这里出现了一个靠经营丝业发家的豪富阶层，时人以三种动物形体大小来标明他们的财产多少，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谚语。其标准为：拥有财产100万两白银以上者为“象”，50万至100万者为“牛”，30万至50万者为“狗”。其实，这种“定量”大大低估了他们的财富，就“四象”中的刘张两家而言，财产加起来就超过3000万两。如此估算下来，仅“四象八牛”的财富就达到6000万到8000万两。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据史料记载，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1894年以前，中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也仅有6000万两。

近现代南浔人，也因为富庶而傲视江南：据记载，当时南浔通上海的小火轮的发船时间总要比上海发南浔的船迟一个时辰，据说这是南浔借以显示对上海的居高临下之态。

另两个史实同样让人目瞪口呆：一个小镇上的几十个商人，竟然能够震动朝廷，影响政治。笔者在这里拿两个人说事：—位是末代皇帝溥仪，另—位是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迁居天津日本租界。此时的溥仪，心想恢复大清祖业，于是到处筹集银两，准备招兵买马。到哪里弄钱呢?溥仪想到了南浔“四象”之一的庞莱臣，因为庞在光绪年间，曾向朝廷捐银15万两，是前朝有功之臣。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溥仪亲自南下南浔，给庞莱臣“赐”匾一块，希望他捐几十万银子。但遭到世事洞明的庞莱臣的坚决拒绝，庞最后抛出一句话：“若溥仪先生目前生活有困难，我可念旧情，资助一千银元，其他别再多费口舌。”此时的溥仪，只能空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再说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开始，孙中山就得到南浔富商的大力资助，尤其是张静江，可谓毁家纾难。为报答南浔人，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就将南浔升级为市，使这个5万人的小镇成为中国第一个“市”。

可以这样说，在近现代的中国，若按单位面积和单位人口计算，没有哪座城市的财富能构与湖州一争高下。直到今天，江南仍然流行着一个说法：要想知道过去的富人富到什么程度，去湖州看看那些“江南大宅门”就全明白了。

今天的湖州，尽管已经失去了近现代那种耀眼眩目的光芒，但仍然是江南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湖州面积5818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06％；人口257万，占全国的0.197％。但这里曾拥有全国十分之一的丝绸，被称为丝绸之府；曾拥有全国十分之一的淡水鱼，被称为鱼米之乡；曾拥有全国十分之一的竹子，被称为竹子王国。

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究湖州富庶的原因，因为就自然条件而言，这里从古至今并没有十分突出的比较优势：从资源占有上看，湖州并没有多少稀奇的、独特的资源，蚕桑、渔业、竹子这些资源都是“大众化”的，分布很广；从地理位置上看，相对于沿海众多的港口城市，湖州的区位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直到今天，湖州仍算不上交通发达的城市。笔者认为，湖州是有比较优势的，它不是自然条件，而是人文素质——聪慧善思、勤业执著的素质。这种素质使湖州人在共性资源使用中形成了个性化的制作工艺，最终形成了极强的交换能力。

因为这种素质，湖州人甚至能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创造出财富来。笔者举两个当代的例子：一是极限运动。湖州是新中国极限运动的发起地，被誉为“极限运动之都”，但是这里并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目前湖州与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和登山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极限运动大赛已经举办了四届，成为有世界影响的重大赛事，并带动了南太湖休闲旅游的兴起，另一个例子是南浔的建材市场，这是华东最大的建材市场，被誉为 “没有森林的木业”。

有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惟独湖州人具备这种产业素质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湖州人文历史的悠久和极强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使湖州的富庶不是某个时期、某个产业的富庶，而是长时期的富庶；从历史上看，湖州的某个产业是有兴有衰的，就拿湖州的丝商来说，真正暴富是明中叶到清代的事情，到了民国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影响就逐渐衰退了。但是从古至今，湖州一直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这是“天堂中央”美誉的有力证据。产业有兴衰，但湖州人的经济素质以及更深层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却相对稳定并日益完满，可谓“铁打的人文，流动的产业”，这才是“天堂中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